作为巴黎最古老的城区，第八区象征着法国繁荣的起点，凯旋门、蒙索公园等地标建筑都聚集于此。然而，在这片西式建筑丛中，矗立着一所红色的中式塔楼，显得尤为格格不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黎红楼，其典型的中国红色彩渗透出浓郁的东方古韵，吸引了无数旅客到此一游。
巴黎红楼的主人叫卢芹斋，于1926年收购了位于风水宝地的奥斯曼公馆，并命设计师将其改造成中式古典风格的楼阁。
此人曾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先生的贴身仆人，靠贩卖文物发家致富。中国近代流失海外的文物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之手转出，因而他又被称为”文物大盗”。
出身寒门，家门不幸；追随主人，飞黄腾达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是浙江湖州人。卢家一贫如洗，全家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卢父赌博或鸦片开销上。
终于，卢母因为无力负担家中欠下的债务上吊自尽，卢父也于不久后去世，卢芹斋成了孤儿。
原生家庭支离破碎。为了生存，卢芹斋背井离乡来到南浔，为当地富商张家做工。
张家有一个二少爷，名叫张静江，自小患有严重的肌肉萎缩症，后期右眼失明，无法自主独立生活。
卢芹斋恰好年纪和张静江相仿，因此被人指派去服侍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或许是出身带来的自卑心理，卢芹斋后期一直不愿承认这段辛酸的历史。在卢芹斋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他谎称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在留学法国期间和张静江结识。
他极力否认自己是寒门孤儿，并刻意隐瞒张静江仆人这一身份。可无论卢芹斋如何自欺欺人，许多熟识他的人依然揭开了其”庐山真面目”。
远赴巴黎经商，与主人分道扬镳
1902年，张静江被清政府任命为法国商务参赞，需要前往巴黎接手相关工作，卢芹斋身为张的心腹也跟随他一同赴法。
张静江到达巴黎后，发现中国传统货物在当地上流阶层很受欢迎，因此建立了”通运”商号，专门贩卖陶瓷、木雕、丝绸等中国特产。
果不其然，通运号开张后，生意十分兴隆，新进的商品不出几天就被一抢而空。随着商号规模的逐渐扩大，张静江时常觉得分身乏术，于是让卢芹斋也参与其中，帮助打理生意。
彼时的卢芹斋已全然脱胎换骨，开始效仿西方男士的装束：他不仅剪去了长麻花辫，将一头短发梳得乌黑锃亮，还脱掉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和皮鞋，一扫之前的土气。
此外，在和客户接触的过程中，卢芹斋了解到欧洲名流人士的共同爱好：收藏中国古董文物。
时值中国内忧外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逐渐走向末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际，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志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作为孙中山忠实的盟友，张静江一直为革命事业提供经济支持。”远水难救近火”，6年后，张静江毅然回国，决心亲自陪伴在孙中山身旁，辅佐他完成革命大业。
但卢芹斋无心政治，一心沉迷于生意的他这次没有追随张静江，而是留在巴黎继续经营通运号。主仆二人至此分道扬镳，形同陌路。
倒卖古董文物获暴利，迎娶娇妻行乱伦之事
清政府土崩瓦解后，许多王室贵族一夜间失去了经济来源，迫于经济压力将家中的玉器古玩以”白菜价”典当出去。
卢芹斋瞄准了这一商机，联合身处上海的古玩家吴启周，一同创办了古董出口商”卢吴公司”。
他们以低价从没落贵族的手上收购宫廷字画、御用器具等文物，再以高价卖给法国收藏家，从中牟取高额利润。
即使国民政府出台了针对古董走私的禁令，卢芹斋视而不见，利用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关系四处打点，明目张胆将大批文物运送至海外。
为了获取稀缺货源，卢芹斋甚至雇佣盗墓人盗取了李世民的昭陵，并将两尊无价之宝——飒露紫和拳毛騧以12.5万美元的天价卖至美国。
除了在名利场上作恶多端，卢芹斋的私人生活也是混乱不堪。他爱上了一位大自己6岁的店主奥尔佳，二人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但奥尔佳早在19岁时就已经是另外一名男性的情妇，此人一直在暗中给予她经济支持，所以奥尔佳并不想和他分手。
为了脚踏两条船，奥尔佳将自己15岁的女儿玛丽罗斯嫁给了30岁的卢芹斋，顺理成章地和他成为了”一家人”。卢芹斋左拥右抱一对母女，不仅和妻子生下了4个女儿，还一直和岳母通奸，实在让人不齿。
《卢芹斋传》作者罗拉（Géraldine Lenain）
去年第一本卢芹斋生平传记在法国出版，中文繁体字版去年底也在香港出版。在西方，卢被视作“英雄”，在中国，则因贩卖文物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卖国贼”。上海澎湃新闻网日前独家专访了卢芹斋传记作者罗拉，她用6年时间从法国追索到浙江农村，揭示了被掩盖的卢芹斋身世之谜。
在中西方古董界，半个世纪前去世的中国古董商卢芹斋（C.T.LOO，1880-1957）的名字常常被蒙上许多复杂的含义，在他长达50年的海外古董贸易生涯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古董通过他的手到达了海外艺术市场，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他的手流转出去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和宋代《睢阳五老图》。
“昭陵六骏”中流失美国的“两骏”
1916或1917年，卢芹斋主导了一桩著名的盗墓活动，此事至今被他的同胞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莫大破坏和亵渎，甚至有人将之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相提并论。事后他将唐太宗的陵墓——昭陵中的两尊石刻浮雕贩往了国外。中国人至今对此事难以释怀，对自己的同胞竟做出如此出卖祖宗之事感到不齿。这笔交易的确无与伦比，无论是其出自皇陵的尊贵程度，还是其2米高、1.7米宽、重达4吨的分量。出手价也令人咋舌：125000美元，打破了当时文物成交价格的纪录。更不用说此物重要的政治、历史及艺术价值。2011年2月25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评价说：盗运昭陵二骏石刻到国外的人“应该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因为在盗墓方面，卢芹斋算是开了“太岁头上动土”的先河，在之前没有人胆大包天到大肆盗卖皇陵文物的地步，因此卢芹斋的这种大逆不道行为被视为如卖国一样应予严惩。不过，卢芹斋本人一直否认自己直接涉及盗墓，坚称“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卢芹斋这番含糊其辞的辩解暴露出他与当局的交往甚为密切：“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接手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手转卖给我们的人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上述“昭陵二骏”石刻，乃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上六块青石浮雕骏马中的两块，是唐太宗于公元636年下令为自己的陵墓制作。昭陵建于九嵕山，位于陕西礼泉，距西安市以南80公里处，由阎立德(卒于公元656年)、阎立本(卒于公元673年)兄弟创作并雕刻。六块石牌上各刻有一匹骏马，均是为李世民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战马，史称“昭陵六骏”。“昭陵六骏”石雕在皇陵中伫立千年，被中国人祖祖辈辈祭祀传承，石刻上这些来自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已经成为后世眼中不可亵渎的圣物。石雕上，六骏“各具腾跃超骧之态”(周肇祥)，个个身形矫健，均为三花马鬃，束尾，所配鞍、鞯、蹬、缰绳等体现唐代战马装饰，传神地刻画出驰骋疆场的神采。其中一匹名叫“飒露紫”，是公元621年唐太宗攻打洛阳时的坐骑，石刻上所见，“飒露紫”中箭受伤，停止了奔跑，大将军丘行恭正试图从它身上取下刺穿的利箭。另一碑刻“拳毛騧”，周身黄包旋毛，是李世民公元622年与刘黑闼大战漳水时的爱驹。作品刻画了此马身中九箭，但仍竭力向前的形象。每块石刻都配有唐太宗的题诗，成为中国艺术史上重要作品，是中国雕塑进入一个写实时期的标志。现在这两尊被盗石刻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另外四尊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些文物被盗的来龙去脉如今已经为世人所知，但如何盖棺定论仍然是众说纷纭。古董商保罗·马龙(Paul Mallon)对此事件怀有浓厚的兴趣。据他1912年的记载：
1912年，身在北京的(法国文物商)葛扬(A.Grosjean)先生为搞到六骏碑费尽心机……，他派搭档高冷之(Galenzi)前往昭陵实地考察，并命他伺机策划盗取这批文物六骏。1913年5月，六骏被移出皇陵。但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我的这些消息绝对准确，因为我当时想通过葛扬先生做中间人来收购这些石刻骏马，所以给他交了一大笔定金，后来因未能成事，我损失不小。
当时六骏石雕受损严重，1914年落到了当时的陕西军阀陆建章手上。陆建章下令部下押送这昭陵六骏其中的二骏进京，作为送给即将登基复辟帝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贺礼。实际上，陆建章也是奉旨行事，奉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的命令，因为文物的运输文件上有袁家的印章。这二骏于是于1951年被运出了西安，但却从没能抵达目的地北京，再也不知去向。直到1981年3月9日，一直下落不明的二骏才神秘地出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的主人竟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卢芹斋是如何获得这二骏的？一种推测是通过北京古董商人赵鹤舫，因赵鹤舫与袁克文相熟。昭陵二骏“飒露紫”、“拳毛騧”是1916或1917年左右送达纽约的，上岸后一直存放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储藏室内以避风头，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高登访问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偶然在仓库中发现了它们。
在买家面前，卢芹斋毫不掩饰他将昭陵二骏搞到手的洋洋自得。他对盗宝的历险过程大加渲染，对自己在当中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像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重复同一个故事。1926年9月14日，他给高登写信这样介绍这两件文物的来历，他说：
扬、金和马三位先生会获得二骏石刻收益的33%……，他们为搞到这两件文物辗转了四五年时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如今在中国搞古董简直比登天还难，像这样罕见的文物已经几乎不可能再搞到了，一来风险太大；二来文物精品已经差不多都倒腾出来了。
同样为了渲染这两件文物的重要，卢芹斋对1927年美国摄影博物馆的刊物上刊登的一张相关照片表示反对，照片上，卢芹斋的一个同伙正得意地站在尚未完全挖掘出来的两块石碑旁边。卢芹斋声称，一旦被中国当局看到，照片上这位伙计肯定要没命了，而且这两件文物也别想再在市面上出现。而事实上，考虑到卢芹斋在中国官场上一路通天的人脉关系，无论他的人还是他的生意都没人敢干涉。
不过，他自己倒真的在1927年夏天险些遭遇不测。当时卢芹斋正坐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头等舱里，在开往北京的旅程中已经舒舒服服过了四天。当火车停靠在俄罗斯赤塔火车站时，卢芹斋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他一个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中国朋友发的，这位朋友从身在北京的内人那里得到消息，提醒卢芹斋进京可能面临危险。“当时的北京政府因我经手唐太宗的骏马石碑而要逮捕我”，卢芹斋9月10日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新任馆长哈里森(Harrison)先生写信时说道。据说他得到消息时，火车距西伯利亚铁路与满洲里铁路分叉处还有几公里。卢芹斋临时决定改变行程。到了卡里莫斯卡亚(Karymskaya)，卢芹斋没有换乘前往满洲里的火车，而是决定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那里乘船去上海，心想反正天高皇帝远，可以躲开北京的追捕。心急的卢芹斋根本没考虑到外国租界避难，而是直接跳上了一列当地火车。他记述道：“当时全国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谁有军队谁是老大，完全没有王法。因此我必须小心为妙。”总之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险境与偷盗国宝有什么关系。他写道：
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将二骏石刻卖给我的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威。如果当时合法的东西，如今又不合法了，那又有多少文物商或藏家没有遇到过跟我类似的情况呢？这两件文物已经流出12年了，这期间没有任何人向我质疑过这笔交易的合法性。期间我回过中国很多次，也从没有政府部门过问我这件事。
他认为政府要抓他是另有隐情：
这更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而不是公事公办。我在巴黎的一个前老雇员1917至1918年间，趁我不在之机偷走了近一百万法郎。我发现之后立即报了案，他为此坐了三个月的牢。在追回了部分款项之后我就没再继续追究。此当事人现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他是想报复我。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能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他心目中的教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张静江身为孙中山的大金主，辛亥革命的成功令其势力从家族网络进一步扩展到政坛，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国民党新秀都是靠着他的荫蔽才得羽翼丰满。张静江还游走于上海黑社会与国民党之间，直到共产党上台之后，这些黑白两道的关系才就此断绝。其中之一的青帮就曾参与官方对工人运动、示威游行的镇压，在国民党“清党”时充当打手捕杀共产党。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对青帮涉毒、走私等不法活动视而不见。与张静江过从甚密的人当中，就包括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青帮老大杜月笙。张静江的胞弟张澹如娶的是杜月笙身边人、杜公馆机要秘书徐采丞的妹妹。杜月笙麾下两千人，从事贩卖鸦片、赌博和嫖娼等非法活动，除开设赌场、妓院外，还从事暗杀、贩运军火和倒卖黄金。法租界拿着杜月笙的高额税金，又多赖他帮忙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对他的违法活动同样视而不见。这样官官相护之下，“老大”对张静江、卢芹斋等朋友倒卖文物的行为当然高抬贵手。
宋代《睢阳五老图》
1916年，道光皇帝之子恭亲王奕訢收藏的一幅题款为“送马和之”(南宋宫廷画师)的水墨画被卢芹斋出手。
西方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博物馆都与卢芹斋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或得到他的捐赠，或与他有频繁贸易往来。从卢芹斋开始，西方人学会了欣赏中国艺术品中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佛教造像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西方认识中国古董的推介者之一。经法国政府特批，1926年，卢芹斋在巴黎富人区蒙索公园附近建造了一幢5层的红楼，专门用作收藏与展示古董，被巴黎人称作“中国塔”。而在中国，卢芹斋则被称为“卖国贼”、“罪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留下的关于中国文物流通、回归、保护的话题延绵不绝。
2013年4月，这位二十世纪海外最大中国古董商的卢芹斋第一本生平传记在法国出版。去年底，中文版在香港出版。此书作者是现驻上海的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高级副总裁，同时是中国瓷器与艺术品部国际主管Géraldine Lenain（罗拉）。她与卢芹斋一样，都是穿梭往来于不同洲际大陆和文化之间的世界公民。她曾在与流失海外的古董文物的接触，想象和认识卢芹斋，直到卢芹斋在巴黎的家人请她去看一堆历史文件而真正进入了卢芹斋的私密世界。之后的6年时间，罗拉从卢芹斋年少时抵达的欧洲，卢事业大发展时的美国，卢出生的中国浙江农村，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追索，用事实证据渐渐拼贴出卢芹斋人生的巨大黑洞，揭示出卢芹斋掩盖了一个多世纪的身世之谜。
“他20岁之前的人生是个庞大的秘密”
澎湃新闻：你写的《卢芹斋传》是这位著名而复杂的古董商的第一本传记，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位中国人？与你从事的艺术品交易工作有关吗？
罗拉：我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说明“卢芹斋是一个英雄”，或者，“卢芹斋是一个坏人”。我不想妄下评论，我只给出事实，希望引起不同领域内的讨论。读者在阅读这本传记之后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是一个坏人，他又好在哪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辩论。
在中文版的书里，有两篇序言，一篇由台湾学者、藏家曹兴诚所写，在曹看来，显然卢是一个英雄。我又请上海博物馆的陶喻之从另一个角度来写序。这本传记，不是站在哪一边，为哪一边摇旗呐喊，我希望可以在相对立的观点中找到平衡。
这是第一次，有人为卢芹斋完成一个传记，人们对他的研究是如此稀少，原始资料也不多，人们都认为，这个男人神秘莫测，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如何做成这些事，他做事的动机是什么，没人了解他的个人感受，没人探究过他在20岁之前的生命，那是一个庞大的秘密。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这本传记时，与卢芹斋在巴黎的后人有过接触吗？
罗拉：在法国，人们十分尊敬卢芹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人，他拥有非常好的艺术品。在巴黎时，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他孙子的电话，请我尽快到卢芹斋博物馆即“中国塔”里去，我以为他是想给我看一些卢芹斋的藏品青铜器玉器啊，给出估价。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带我去了博物馆的二楼，并允许我四处随便看。在那里，看不见一件艺术品，却到处都是书。我问他们，哪里有艺术品？他们说没有艺术品。于是，我埋首看书，那是一些古老的布满了灰尘的书籍。在书里，我发现了很多折页、照片，脏而老旧，此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打开的正是卢芹斋在西方的五十年历史！这是他的生命，他对每个人——甚至他在西方的家庭隐藏的东西，自从他去世后就没有人再打开过。所以他的家人也不知道那些书和文件讲了些什么。卢的孙辈要求我能不能看看这些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那堆纸片像一枚炸弹，虽然我有很多工作必须四处跑，但我感到有必要坐下来了解关于卢芹斋的一切，所以，我又去找了他的小女儿。她已经91岁了，又老又病得厉害。她是最后一个与父亲卢芹斋相处的亲属，再不去记录她的回忆，也许一切就迟了。我打电话给她，询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写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她几乎是立刻答应了我，但即使是颇得卢芹斋宠爱的她，都不完全了解父亲的生意，而我只能从她开始着手传记的写作，她的记忆之门为我打开。
我的研究工作从2008年9月开始，书于2013年出版，其间，我数次去看了卢芹斋在巴黎的博物馆“中国塔”，我发现他的人生有巨大的漏洞，还到处坑坑洞洞，我试图把这些洞填补起来，并粉碎关于他的谣言。从华盛顿到上海，那是我最后的一步，我的出发点就是：将所有关于他的讯息进行梳理，把事实说出来，我想要揭开卢芹斋到底是谁！
去世前一年他还在给老家寄钱，但30年后钱才被取出
澎湃新闻：为了找回卢芹斋的少年，你曾经到他的家乡去，现在，他家乡的人还有人知道他吗？对他有评价吗？
罗拉：卢芹斋告诉他在法国的所有亲友和认识的人，“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亲属，他们都死了”。他娶了一个法国女人，定居法国，当人们问及“你来自何方？我们能否跟你回中国？”类似的问题时，他所有的答案都是“不”，他关闭了所有通向过去的门。但是我希望自己能抵达他出生的小村庄——卢家兜，一个离湖州只有5公里的小村落。他自称出生于湖州，因为湖州是个大城市。我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在浙江进行调查，一天，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贫穷又渺小、几乎每家都姓卢的地方。
我拿着半张卢芹斋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离开中国前的家人合影，我询问了卢家兜里三四个七旬以上老者：“你能告诉我有关这张照片上的人的任何信息吗？”出人意料，他们提供给我一整张照片！我明白他们没有撒谎。第二件事，虽然在卢芹斋生命里的每一天，他告诉法国的亲友中国已不再有家人，但是每年，他都会偷偷向村子里寄钱，每年2000美元。我找到了所有的银行单据。有一个当地家庭给我看了他最后的一张汇款单，时间显示是1956年，那时的卢已经非常虚弱，他于1957年去世，去世前一年，他还在寄钱。1956年的中国，十分艰难的岁月，银行的钱都被封锁，所以卢家兜的亲属无法得到卢芹斋从海外寄来的美元，直到30年后的1986年，银行才联系了卢家兜的人。我有法方和中方的票据为证。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鼓励，我在寻找多年前的卢芹斋，触摸他的谎言，每一句他说出口的话，都是想给人以好感，他十分羞于自己贫穷卑微的出身和家庭。他不到10岁就失去了双亲成为了孤儿，但他告诉法国的每一个人：“我来自一个富庶之家”，事实上，他一直在撒谎。我一直在找他写的自传，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写成，他只写过一点碎片，我读了，能够理解他，他写的每一件事都为了重塑自己的生命，为了未来，他希望创造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人，我的工作是恢复到他本来的面貌。
我遇见的最大困难是，在他小女儿心中，父亲是个英雄，我不能拆穿他的谎言，甚至卢芹斋这个名字都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真名是卢焕文，他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妻儿这个真名。在他20岁到达巴黎之际，他就决定抛弃贫穷卑微的过去。
卢芹斋所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当代问题，和今天的人一模一样。他在自传里说遇见张静江是在巴黎，仿佛与张静江处于同一个阶层。但事实上，他是张静江的厨师，张静江把家里的厨师带到了巴黎，卢芹斋从未告知过任何人，这也是这本传记里首次披露的。我和张静江的家族取得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对这本传记也表现出了关切，从张家的途径也对卢芹斋在张家时的确切身份得到了肯定。
卢芹斋在接待客户
卢芹斋与家人的合影。后排右二为卢芹斋。
从张家厨子到巴黎古董商
澎湃新闻：从你得到的资料看，卢芹斋从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富家公子的仆从到一个世界级的古董商，东西方两方面的艺术文化知识都需要了解，那他的知识如何获得？
罗拉：卢芹斋是非常智慧的，有上佳的眼光，他很早就失去双亲，进入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府。张静江家族教养良好，张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后辈不仅仅有传统的教育，也有西方的教养。张静江家里经常会有西方经典音乐的旋律飘荡，能频繁接触到西方文化，同时，张家也是收藏庞大的藏家，收藏书画、钱币等等。我相信，卢焕文第一次接触艺术收藏就是在张家，他可以听音乐，可以听到张静江家族在谈论什么。当他随着主人张静江第一次到达巴黎之际，他其实早就在南浔对西方文化的一切做好了接纳的准备。为张静江家族服务，使他在这方面有优势。张静江与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一起到达了巴黎，任了一个闲职，于是热衷贸易，张静江有商业天赋，开创了很多中外商业来往，比如茶叶、生丝、古董、银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在法国的公司的先河。他需要助手，卢芹斋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艺术品古董成为其中焦点。
卢芹斋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对于中国艺术，他富有见识，1906年，也就是到达巴黎两年之后，他告诉张静江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他自己的店铺。他有智慧，又识时务，也具有外交手腕，他明白张静江的人脉广泛，与国民党来往甚密，为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资金，是孙中山的好友，在中国有庞大的关系网络，他不希望与张静江不和。张静江帮助了卢芹斋开始他的古董商贸。
1908年，卢在巴黎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每年夏天8月，他都会坐火车穿越俄国回中国寻找古董货源。不寻常的是，1914年，当卢坐火车来中国后，战火烧到了俄罗斯，没有火车能够载他回欧洲，所以他坐船绕道美国纽约再回巴黎。
此前，他对美国一无所知。1915年，他看到了纽约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许多富豪在那里聚集，许多画廊在那里兴起，纽约活力四射，他深信此地可以挣到更多的钱。1915年，他在纽约建立了画廊，从此他在纽约和巴黎都拥有了画廊。纽约的画廊确实挣了大笔的钱，由此，巴黎的画廊在1926年变成了陈列中国古董的门面即为“中国塔”，他非常自豪，为此花费钱财无数，难以置信的是他建成的是一幢中国风格的建筑，可见他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自豪。此刻他非常成功：“我可以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在艺术世界里非常成功。”这是第一次中国商人在西方世界的亮相，“中国塔”里的每件东西都来自中国，这里也成为中国古董的中转站，东西从中国运抵后，被分配到世界各地，纽约、伦敦等。
20世纪，钱在西方，文物在东方，现在相反
澎湃新闻：在卢芹斋的时代，钱在西方，文物在东方，现在情况相反，是不是近些年文物回流的原因？
罗拉：事实确实如此。很久之前，很多艺术品在中国，钱在西方欧洲和美国，然后，一点点艺术品到了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在相反，财富在中国，最近几年，我可以看到中国人希望能够把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运回中国。所以在我每天的工作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国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交易，香港、伦敦都是如此。从2000年开始，中国人到达了市场，他们对于购买艺术品十分感兴趣，政府也愿意并帮助人们，所以他们更乐于回购艺术品，因为这些在海外的艺术品有些十分重要，重要的程度要超过国内的留存。
澎湃新闻：卢于1957年去世，此时中国国门已经关上，对于之后到来的革命的火焰，他还来不及感知，他在去世前依然觉得自己的全球商贸行为是保护了中国的艺术品？
罗拉：卢芹斋和国民党的关系非常紧密，他给国民党军队钱财，以便从中国运出古董，国民党军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一桩与当时政府的交易。卢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商人，商人寻找一切机会挣钱，所以他从中国运出东西的路，都是拜“关系”所赐。但他在国内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钱买来的，而不是偷的，这里有很大区别。因为人们说卢芹斋用很低的价格在中国收购古董，然后到西方以非常高的价格出手。到中国来寻找货源，他是用“买”，而不是偷，当地的中国人愿意把东西卖给他。他作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人，人们总是第一个选择他来做买卖，因为都知道他有钱，手里还有西方买家，他总是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提供最好的东西。
1948年，他有一笔此生最大的买卖欲通过船运到纽约，满载着非常重要的中国古董，数量在3000件以上。1948年的上海，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异常紧张，有人去当时的政府部门告发了卢。政府忽然出现了，没收了船上所有的东西，卢芹斋此番“翻船”损失巨大，所有在卢芹斋上海北京分支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几乎穿越整个中国大逃亡。那真的很恐怖，他们纷纷逃亡，逃到香港、青海，一旦被捕就会被处决。经历了1948年的损失之后，卢芹斋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中国。“现在我的生意就完了，如果我回国他们会杀了我。”此时他已年逾七旬，老了也病了，所以这是一个机会退休，他想，“我的生意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了，我不能再出售东西了。我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可以停止了。”
卢芹斋是个商人，商人的目标就是钱，所以钱是一件重要的事。但他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十分自豪，他希望西方世界能够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教育西方世界的人如何看待中国艺术，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向他们展示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那些中国艺术品。那就是为什么他做博物馆，他希望有人来博物馆看中国艺术品，观众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玉器、青铜器、雕塑。在他之前，西方人买中国艺术品就是买一些中国风味的工艺品，所以他说自己是缔造了真正的中国艺术品在西方的交易市场。
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在西方世界，但他依然是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自豪，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做更多介绍，让人看到并对中国艺术品给予保护，他在死前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保护这些艺术品，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澎湃新闻：你说过，在拍卖市场上，如果有C.T.LOO字样出现的文物，价格就会高一些，这意味着卢芹斋的诚信，还是品位？
罗拉：每个人都知道，卢芹斋拥有最好的中国艺术品，有东西经过他的手，意味着最好的质量，所以今天，在拍卖行，如果有C.T.LOO字样，就是卢在某一阶段拥有过它，那就意味着卢芹斋的品味。那就像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毕加索作品，如果来自康维勒，那就意味着非常巨大的价值。
澎湃新闻：在卢的贸易中，书画好像较之青铜器、雕塑等等类别要少一些，这和他的知识结构有关吗？
罗拉：一个人不会对每一件事都非常精通，必须有一些专长，卢不懂画，所以在他参与的书画交易中，有很多很多赝品。卢芹斋丝毫不懂书画，而他的小女儿收藏了很多画。他有四个女儿，他原本希望每个女儿都嫁给中国人，但是事与愿违，每个女儿都嫁给了法国人，没有一个愿意嫁给中国人。他希望能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但是他只有女婿，于是他希望他的女婿能够继承事业，至少是帮助他，他希望有个中国人能够懂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并与他的女儿结婚，但是他最后很失望，这件事没有发生。
他的小女儿最后征求父亲的意见，能不能嫁给一个法国人时，卢芹斋哀叹“哦，又是法国人……”。但是在那一刻，他发现这个法国人在绘画方面是专家，所以他答应了这门亲事。卢通过小女婿在北京买书画，确实，在那段时间里，卢芹斋买了好些书画，但是没多久，女儿女婿离婚了。从此，他没办法再从女婿那里得到画。所以，他开始自己挑选书画作品，于是，他在这方面损失了许多钱，因为他不懂画，他用很贵的价格买了很多假画，然后他把这些假画卖给了别人，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在一些博物馆，他们检查藏品时，发现来自卢芹斋的画居然是假的，于是人们明白过来，买卢芹斋的画，必须非常小心地检查一下，如果是在1945年之前的，那时候卢的小女婿还在为他看画，那就还行，在1945年之后，要倍加小心。
书画太难了。美国有博物馆里来自卢的书画作品最后被证实为赝品，但是这些赝品是在卢去世后才被证实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人回到他这里告诉他这些可能是假的，他会立刻收回这些东西。他不希望有任何损害他形象的事情发生，他希望自己在古董贸易界的形象是完美的。
他不知道他也卖了假画
澎湃新闻：你认为卢芹斋的所作所为，可以视为全球化市场的开端吗？
罗拉：卢芹斋冒着很大的风险——要知道在他之前西方对于中国艺术品的认识还停留在瓷器和唐三彩的阶段，一个粉彩花瓶价值三万旧法郎，而卢的一块古玉只卖六十旧法郎，因此他是冒很大的风险。他必须去教育他潜在的买家，教他们认识所买的东西，来建立这个市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体验全球化的人，因为他是第一个以欧洲为基础，去中国挑选艺术品，在纽约、巴黎、中国之间旅行。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做过，他是第一个为国际贸易打开了门的人。在他之前，古董商只是在当地找货，他是第一个了解到货在中国，但钱在西方，必须到货源地去找东西并拿到有钱的地方去卖，因此他很快地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开设分号，有专人在全中国各地找东西，跟他联络，为他保留东西，他则每年到中国一两次看货、取货、订货，拿到西方去卖，并了解中国境内最新行情。他的活动范畴涵盖美国、欧洲、中国。
澎湃新闻：在西方，很多人把卢芹斋视作“英雄”，在中国，由于贩卖文物，一部人视之为“贼”，你觉得从一个艺术品保护的角度来看，卢芹斋到底是怎样一个角色？如果从一个艺术品交易的角度来看，又对卢芹斋怎么评价？
罗拉：在中国，卢的形象是个罪犯，在西方，卢的形象是个英雄。是他让西方发现真正的中国艺术，亦即：在中国为中国人所创造的中国艺术。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单纯黑或者白的描述远远不够，你必须知道，这和希腊和埃及文物的问题不同。所以我希望做的是，我的书出版后，可以为人们回望“卢芹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中国，一年又一年，很多人重复这个观点，他是个贼、罪犯，是非常坏的人，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打开辩论的空间，不要仅仅用好和坏的标准来评判，我们可以用更详细和复杂的标准来划分。
虽然我没有机会与他面对面，但是我坚信，在他的心中的某些地方，他真的愿意把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知识带入到西方视野。你知道，艺术是一条最好、最容易了解一个国家的途径。他确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艺术去了解。所以我相信，某些时刻他是确信的，通过艺术他可以告诉西方，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艺术文化。他在西方缔造了真正的“中国口味”，这非常重要。我去波士顿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吉美博物馆，我总是在内心默默地对他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珍藏的中国艺术品。
所以，当你进到大英博物馆，你可以看到那里矗立着一个最高的雕塑，5米高的佛像，那是通过卢芹斋才到英国的。他出售一些古董给博物馆，同时捐赠一些古董给博物馆。捐赠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卢有朋友在这家博物馆任职，或者古董作为一件给博物馆的礼物，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被人们提起。他去芝加哥博物馆时就会观察，这家博物馆还缺了哪些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他会根据这家博物馆的需要而捐赠。每逢有人找到他提出需要帮助的要求，他总是答应得很爽快，为来者提供钱，或者牵线搭桥，他从不说不，他觉得自己受助于人，他也要帮助别人。中国人、西方人，无一例外。他希望博物馆的收藏能够完善，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几乎所有西方的博物馆都接受过他的捐赠。
澎湃新闻：在你的书里，卢的人脉遍及西方各大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作为一个中国人，这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
罗拉：在卢芹斋的时代，他并非唯一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古董商。他最大的对手是纽约的山中定次郎（Teijiro Yamanaka）。卢芹斋刚开始在法国创业时，巴黎也已经有其他亚洲艺术古玩店如Marcel Bing、 Théodore Culty、Wannieck等等，卢芹斋的所有好朋友几乎都是各大美术馆的馆长、负责人、策展人。这在一开始非常困难，你可以想象，他是最早一个出现在西方艺术界的中国面孔。所以当他第一次到美国，他希望能够卖东西给馆长会非常艰辛。我读过一些信，信里写道，刚开始，那些馆长们让他长时间地等候，他就在接待处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直到有人来接待他。与这些馆长们相遇，成为朋友，然后进入他们的圈子，非常困难，但是卢进入了，他的所有朋友都是这一行里的顶尖人物。
他不是学者，要让这些大学者们重视他，他看很多书，他非常有智慧，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他还有过一个目录，记录了各大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资料。
卢芹斋的一生都极富传奇色彩，在动荡起伏的历史背景下，他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艺术活动的一个缩影。但关于他究竟是收藏大师还是卖国贼的这个问题，只能说，功过自有人评说。
1957年，卢芹斋病死在瑞士，安葬在妻子的家族墓地。
安璐整理收集